今年是我参加体育工作六十周年，我在前不久发表的博文《我这六十年》中，回顾和分析了我这六十年的学术经历。严格地说，我从事体育理论研究是从上世纪70年始，先后在体育情报学、比较体育和奥林匹克研究几个领域进行了学习和探索，发表了一批论文和文章，先后出版3本论文集和20多本合著。当时各省市都在建立科研所，由于发表研究成果的需要，纷纷出版学报性质的刊物，江苏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江苏的《体育与科学》在诸多省市的体育刊物中独树一帜，它除了发表江苏的科研论文外，还面向全国，重点在人文科学方面起到了号角作用。国内体育理论学者都希望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新观点、新思考和新问题，于是形成了这份杂志具有前瞻性的特色，推动了国内的体育理论研究。我认为，这是《体育与科学》杂志的最大历史贡献。有人当时议论认为《体育与科学》和学会的机关刊物《体育科学》仅仅一字之差，似乎在互相竞争。其实《体育科学》具有半官方色彩，它只能四平八稳地发表侧重于体育自然科学的论文。我们在1988年出版过一本纯理论刊物《体育论坛》，本想弥补《体育科学》之不足，侧重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但由于形势所迫，仅仅昙花一现，出版一年就名义上和《体育科学》合并了。《体育与科学》还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办刊方向。
 

感谢《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的同志，给我查核了这些年来我在该刊发表的文章，加上我自己的记录，从1981年到2010年的30年间，总共在该刊发表了50多篇（含增刊）。这涵盖了我这30年多年来在各个领域的部分研究成果。它记录了我的学术研究历程。

我在大学是读经济的，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由于这是一所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大学，所以基本上是法语教学，教授大部分是法籍教师。同时法国巴黎大学也承认我们的学历。正因为我有法语的特长，还没有等到毕业考试，就经上海团市委急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参加世界青年联盟代表团访华的外事翻译工作。最后我在团中央进行通讯考试和提交论文，获得华东教育部颁发的正式毕业证书。1952年，由于国际体育活动逐步增多，原来由团中央主管的体育外事需要独立部门来操作，特别是面临赫尔辛基奥运会，所以就调我到下属的体育总会建立外事部门。这就是我走上体育岗位的第一步，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从事我并不喜欢的体育事业。在体总后转体委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国际司工作，直到1960年才调到科研所从事体育情报工作。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充分发挥我英法文的长处。体育情报，现在改称体育信息，它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工作，主要因为我们体育界懂外文的人很少，而国外体育情况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科研所情报资料研究室调来各种文种的翻译，不仅是要翻译大量国外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加工整理成为情报研究论文，即所谓二次文献，及时向领导和国家队汇报和传达。在这方面更加发挥我写作的特长。

在体育情报研究方面，我首先要感谢《体育与科学》编辑部在1987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论文选《体育现代化》。在编辑部人手不足，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出版这本增刊是很吃力的。该书收集和出版了我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1-1986）发表的20篇情报研究论文，比较重要的有《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长篇论文，在国内有较大影响。“体育现代化”这一概念是我提出的，当时人们只知道“四个现代化”，我提出的根据是叶剑英在广东的一次讲话，他说“各行各业都有现代化问题”，这就启发我提出这一新概念。开始人们表示怀疑，我不仅发表文章而且在全国许多城市的体育部门和院校做了报告，最后国家体委的正式文件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我感到十分欣慰。我最初提出体育现代化的内涵仅仅是体育科学化，后来《新体育》主编郝克强向我指出，这似乎还不完整。于是我就进一步把现代体育的三大趋势，即国际化、科学化和社会化作为体育现代化的三大要素和奋斗目标，因为现代化确实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这本论文选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装帧不太讲究，但它的影响很大。其中包括对现代体育、体育科学、体育情报、比较体育、体育与新技术、体育与现代生活方式、体育与精神文明、体育与人的现代化等新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介绍了许多国外的相关信息。受到体育理论界的欢迎。北京体院王则珊教授对我说：“ 你的贡献就是把国外的体育知识和信息系统化了，对教学科研很有帮助。”已故青年学者李力研说：“熊老师的早期文章对我很有启蒙作用，引导我走向体育理论研究的道路。”有一年我从香港讲学归来，途经广州时作了报告，市体委张主任在开场时说：“我在动员体育改革时，就引用了熊老师的《体育现代化》的内容。”可见影响之深远。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体育与科学》编辑部出版这本论文选的努力，使我的文章得以在体育界广为流传和交流。

在《体育与科学》2004年第2期发表的《“体育”概念的整体性与本土化思考》是我在情报研究中的心得体会。我开始接触外国资料时，很少注意概念问题，可能国外研究比较务实，不大注意理论探讨。我在1978年有机会参加在山东烟台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训练工作会议，应邀在会上作了《外国青少年训练情况》的报告，同时有机会和北体的几位体育理论老师和研究生接触，开始听到“体育”与“运动”是有区别的，我感到很新鲜。于是开始在工作中留心国外的有关论述并产生了兴趣。后来我发现国内体育理论界对此有很大的争论，其中以林笑峰先生为代表的坚持“体育”和“运动”要严格分开，并认为“运动（Sport）不是体育”。我特地邀请林先生在科研所做了报告，并通知体育馆路的各体育单位派人出席，听听林先生的观点。同时《体育报》还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林先生报告的全文。后来听说在烟台的一次体育理论会议上，不同观点有了交锋，甚至有人上纲上线。其实这是正常的理论分歧，不应该大惊小怪。只是我们习惯于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中国体育理论界就缺乏理论学派和争论，这是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但我后来在《体育文史》《体育论坛》和《体育与科学》都先后发表了文章阐述我的观点。《体育与科学》发表的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我对概念问题认识的总结。我在文章中论述了4个问题：1.我对体育概念的回顾；2.“体育”概念分岐的焦点；3.“体育”概念的整体性；4.“体育”概念的本土化。我认为，现代体育引进中国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如果我们还仅仅停留在运用外国的概念，就显得我国体育理论界的无能，连体育的概念也不能自主化，所以我呼吁理论界应该下功夫制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体育概念。不要人云亦云，把外国人说的奉为至宝。事实上由于时代在进步，语言文字和某些概念也在与时俱进，不是一成不变。我在1982年赴德国访问时，曾和当时编篡体育词汇的德国体育科研所所长基尔施教授交换意见，他就认为目前世界上有把sport作为体育大概念的趋势，根本不存在“体育”（PE）与“运动”（sport）的分歧。我国体育界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国家体育总局的英文译名就把“体育”翻成“sport”。把“体育”与“运动”截然分开的理论已经是过时的理论。我的文章发表后，一如既往，受到一些质疑，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正常现象。这里也看出《体育与科学》在发动争论和提供平台方面做得很好。这是一本理论杂志的应尽义务和使命。我们在编辑《体育论坛》时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可惜好景不长。

在体育情报研究方面，还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篇是《体育科学体系初探》，一篇是《网络时代与体育》。前者是根据国外资料并以钱学森的科学体系理论为依据在国内较早提出的一种方案，在全国交叉科学大会上我和他见面时，获得钱学森本人的肯定和赞许 ，也得到广大体育理论工作者的认同。后者是体育界第一篇论述网络在体育中的作用，至今百度网上还在流传这篇文章，也被后来从事这项研究的研究生们广泛引用。这都是在《体育与科学》首先发表的。

比较体育是一门新兴学科，发源于美洲，后在欧洲也逐步流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传到亚洲，首先在港台开展。我们是通过在美国春田学院进修的香港学者符浩坚介绍过来的。我从体育情报研究到引进比较体育研究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这二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比较体育在学科分类上属于社会学范畴，但它以情报学为基础，无论是教学和科研都必须依靠大量国内外体育知识的积累，以国外体育情报为依据，所以我们的体育情报研究在某些议题上就是比较研究。当时国际比较体育学会主席波来教授看了我的体育情报研究论文后对我的肯定，大大鼓舞了我的信心。关于比较体育研究，我也发表了一批文章和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的讲稿。1986年我曾先后在《体育与科学》发表了《试论体育情报研究与比较体育的异同》和《开展东西方文化对体育影响的比较研究》，前者是我有意识解读比较体育学科并不神秘，在我国有情报研究的基础，引进并不困难。1986年我应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给体育系研究生和毕业班开了一门比较体育课程，并且编写了教材（1990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为了宣传这一新学科，我曾发表了系列文章。《体育与科学》给予大力支持和推广。

关于奥林匹克研究说来话长，大概可以追溯到1952年准备赫尔辛基奥运会，但真正开展研究工作和发表文章是从1988年发现并介绍顾拜旦的经典著作《体育颂》开始。我首先在《体育与科学》发表《体育颂启示录》，同时我还发表了《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和《浅谈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理想》。这是我的奥林匹克研究的开篇之作。据不完全统计，后来我发表的奥林匹克研究文章至少在80篇以上，仅仅在《体育与科学》从1988年到2010年发表的就有24篇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顾拜旦体育思想研究系列（1-6）》。我在1992年就办理了退休手续，而《系列》文章是在我退休以后发表的。我本想在退休后好好利用时间写一本《顾拜旦传》，但是我不具备这一研究条件，那需要到法国实地考察和追踪顾拜旦一生的足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改为顾拜旦体育思想研究，这样具有较大的弹性，国际奥委会研究中心聘我为通讯研究员并给我提供了一批有关顾拜旦的英法文资料。我研究认为，要研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从研究顾拜旦的体育思想开始，不了解顾拜旦体育思想就不可能理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真谛和精髓。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我们早期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无知和误解，我们失去了学习和宣传顾拜旦体育思想的机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奥运会就是比赛和金牌，根本不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确实要补上这一课。我在研究中发现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是教育，顾拜旦也首先是以一位教育家的身份来恢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我在文章中多次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作用。记得有一次我在体委党校给中层干部讲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他们反映我讲的和他们原来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我听了很高兴，这就达到了我的目的。我曾经在论文中把奥林匹克运动归纳成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即：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 + 文化 + 教育

单纯的体育绝不是奥林匹克运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奥林匹克运动是以体育为载体，以教育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运动。这就是我在奥林匹克研究中的重要心得体会。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当时《体育与科学》开辟了《奥林匹克研究》专栏。这对我来说是如鱼得水，因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发表才能产生价值，如果束之高阁就等于几张废纸。《体育与科学》很有眼光，做到与时俱进，给奥林匹克研究大开方便之门。于是我就从2004年开始，以《从雅典展望北京》为题，为北京奥运会展开了理论研究。关于举行乐清市初中信息技术项目式当时北京奥委会组委会提出了三个理念，即人文奥运、科技奥运和绿色奥运，在制定前曾有人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但后来我发现没有人发表文章解读这三大理念，因此我在《体育与科学》连续发表了《人文奥运之我见》《科技奥运浅议》和《解读绿色奥运》。虽然我不敢说就谈得很全面正确，但作为引玉之砖也算尽到我的责任。此外，我还就我国与奥运的历史进行了论述。因为我们长期误解，认为顾拜旦是资产阶级贵族，国际奥委会是西方上层人士把持，所以长期存在一种敌对情绪，对他们不予正面宣传。我写这篇文章想说明，我们要承认其中有些是误解，我们对《奥林匹克宪章》根本缺乏研究，把奥林匹克运动过分化。为此，我发表了《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与交流——谈谈中国与现代奥运》。在这篇文章中，我改变了过去用“斗争”的字眼，如“反对‘’和‘’的斗争”，改为“存在误解和隔阂”，否则我们今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积极成员就难以自圆其说。这里我回忆起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当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在该市召开委员会议，我国派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盛之白去列席会议，散发我们的书，结果遭到拒绝。原因很简单，国际奥委会是非性的民间组织，它不接纳外交官员。于是盛参赞只好在会议门口散发书。这就说明我们对奥林匹克宪章无知，出了洋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急急忙忙把在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先生从兰州大学调来参加会议，从此才有了发言权。所以我一直认为董先生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奥林匹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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